第一百三十二章 无人分忧

机相当明确：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，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；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，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，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。尽管也有类似的结论，但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。天朝的“华夷观念”根深蒂固，1858年的《天津条约》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，然而，多年来，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，清廷始终没有动静。理由一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；更重要的则是，清廷对“中外礼节不同”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“鸵鸟政策”，采取逃避的态度——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，就不会出现“礼仪冲突”。另一方面，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皇帝，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——“华夷外交观”下的觐见仪式，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；但在“条约外交观”下，各国平等，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清廷既明白这一点，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“华夷外交观”，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，一拖再拖，以皇帝年幼为由，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。而在“修约年”即将到来之际，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。使团势在必行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：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“入乡随俗”采用了西方的礼仪，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——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，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“奋斗”了10年，岂可功亏一篑！那么，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，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“最佳方案”，正如总